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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简介：
被告人甲，男，生于1988年7月，小学文化程度，农民。
被告人乙，男，生于1987年1月，小学文化程度，农民。
被告人丙，男，生于1979年6月，高中文化程度，农民。
公诉人（检察院）：本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，报本院审查起诉，经依法审查查明：2004年＃月＃日21时20分左右，被告人甲、乙预谋后，窜至＃地，骗租被害人驾驶的绿色捷达出租车（价值101900元）行至＃地时进行抢劫，并殴打被害人，后被害人乘机脱离现场报案。
案发两日后，被告人甲、乙与被告人丙商定，将车改色换号后以16500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他人。被告人甲分给被告人乙和丙各2000元。破案后赃款除追回被告人甲的1300元外，其余全部挥霍。
针对上述事实，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支持，并指控被告人甲、乙的行为触犯了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，构成抢劫罪，被告人丙的行为触犯了《刑法》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，构成销赃罪。
本所律师接受乙的委托，担任乙的辩护人，辩护人提出的辩护观点主要是：1、被告人乙在实施抢劫的整个过程中，未持有任何凶器，没有直接使用暴力手段，其犯罪程度比较轻微，主观恶性较小，没有给被害人身心造成较大伤害，社会危害性也不大，应当依法从轻处罚；2、被害人乙实施犯罪行为时，不满十六周岁，根据《刑法》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，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; 3、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刑事法律政策，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，实行教育、感化、挽救的方针，坚持以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；尽可能把对未成年犯人身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；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，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的方针等，是我国对未成年犯审判的重要原则。鉴于本案被告人乙在犯罪活动中的手段和后果都是较轻的，辩护人认为，应当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；4、社会的责任不应由未成年人完全承担，虽然被告人本身是案件发生的第一位因素，但家庭、社会的因素也是促成本案的不可忽视的原因。正是因为家长及其社会角色不到位，正是因为许多法定的社会责任的落空，才使青少年犯罪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。因此，这种社会责任让孩子们来承担是有失法律公正的，只有对未成年人犯实行从轻或减轻处罚，才能体现社会正义和法律公允。
法院判决：被告人甲、乙，共同抢劫公民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。但被告人甲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；被告人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，且被告人乙犯罪时为未成年人，依法应从轻处罚。被告人丙明知是犯罪所得赃物而予以销赃，其行为构成销售赃物罪，但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，依法应从轻处罚。
本案所涉罪名及相应的法律规定：
共同犯罪，是相对于单独犯罪而言的，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。
抢劫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使他人不能抗拒、不敢抗拒，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。
销赃罪（即销售赃物罪），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代为销售的行为。
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定：1、《刑法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：“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；2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：“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、实行教育、感化、挽救的方针，坚持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”； 3、1992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、审判和矫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《中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制度》报告向全世界昭示，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中，坚持以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，“尽可能把对未成年犯人身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”。 4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在《关于认真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工作的通知》中规定：“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，一是要正确运用法律、政策，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，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，可诉可不诉的不诉；二是要坚持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，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、感化、挽救工作，促使未成年人犯悔罪伏法；三是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、偶犯以及对被教唆而犯罪的未成年人犯，可以依法免除处罚。对于犯罪情节较重，但确有悔改表现的，也应依法从轻处理，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减轻或免除处罚”。
本案引发的思考：
本案中律师担任辩护人的被告人为未成年人，这个本应在明亮的教室里孜孜求知，在温馨的家庭里沐浴父母慈爱的花季少年，令人心痛的是，却因自己的无知和愚昧，站在刑事审判的被告席上，参加诉讼的每一位法官、检察官和律师，既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感到愤慨，更为他们本应光明的前程感到担忧，因为今天的审判，将会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。面对青少年犯罪成为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，我们的家长、学校以及社会，是否应当更积极的承担起各自法定的社会责任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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